关于忤合之原理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趋向”与“背反”的客观规律

关于忤合之原理。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趋向”与“背反”的客观规律，“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且“趋向”与“背反”之间相互转化，像圆环一样首尾连接在一起，所以可以利用这种规律来处理立身御世之事。使用忤合之方法主要即不两忠。因为“趋向”与“背反”势不两立，“合于彼而离于此”，在一个相对的时空环境中，两者只能择其一而行，“计谋不两忠”。施行忤合之术，选择与其合之对象

关于忤合之原理。因为任何事物都存在“趋向”与“背反”的客观规律，“凡趋合倍反，计有适合。化转环属，各有形势。反复相求，因事为制”，且“趋向”与“背反”之间相互转化，像圆环一样首尾连接在一起，所以可以利用这种规律来处理立身御世之事。使用忤合之方法主要即不两忠。因为“趋向”与“背反”势不两立，“合于彼而离于此”，在一个相对的时空环境中，两者只能择其一而行，“计谋不两忠”。施行忤合之术，选择与其合之对象，标准为“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之君主。反之，对那些不能“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之君主，则“因事物之会，观天时之宜”而“与之转化”，“忤”于他而另择良主。如此一“合”一“忤”，则可以进退自如，纵横天下。不过，在运用忤合之术过程中，还一定要做到自知。要对自己的才智、权术、能力与手段有正确的估量，只有这样，才能用忤合术成功地驾驭对方。

俗话说“良禽择木而栖，良臣择主而事”，这句话很好地说明本篇的意旨。与人主之合，实际上是很少的，大多是不合。不合即意味着背弃原来的君主，而非愚忠某一个君主。所以本篇实际上也是讨论“忠”的问题。

何谓“忠”？《说文解字》的解释是：“忠，敬也，尽心曰忠。”“忠”的本意是指尽心竭力、全身心地投入到某项事情之中。在先秦时期，“忠”一般包括三种含义：

第一，忠是作为一般社会性道德观念而出现的，往往具有真诚、恭敬等含义，尤其强调要尽心竭力。在春秋时期，忠是对待一切人的，其中并不局限于“忠君”的意思。《左传·襄公二十二年》有“忠、信、笃、敬，上下同之，天之道也”的话，《国语·楚语下》亦说：“天事武，地事文，民事忠信。” “忠”是对于每个人都具有普遍意义的道德要求。

第二，忠的含义趋向于忠君。“忠于君主”是臣的重要品德。“忠君”的观念作为臣德，其内容也是多方面的。首先，“忠君”观念强调臣下对君主的忠诚无欺，臣下对君主必须忠贞不贰。其次，要求臣下能够竭力地效忠于君主，甚至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忠君”即强调“尽忠以死君命”（《左传·宣公十二年》），“尽忠极劳以致死”（《国语·晋语一》）。《韩非子·有度》说：“贤者之为人臣，北面委质，无有二心；朝廷不敢辞贱，军旅不敢辞难；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也。”贤能的人做臣子，向北面朝见君主行礼，忠心不二。在朝廷任职不敢推辞卑贱的任务，在军队任职不敢拒绝危难的战事；顺从君主的指使，遵守君主的法令，一心一意等待君主的命令，而无个人的是非之见。总之，所有的行为，“上尽制之”，皆由在上位的君主来控制。而“人主虽不肖，臣不敢侵也”。

第三，忠指忠于国家。“忠”还往往体现为为了国家的整体利益而竭尽生死的道德品质，“临患不忘国，忠也”（《左传·昭公元年》）。在这个意义上，忠的含义还包括为“公”的思想。为“公”的人才能配得上称“忠”。“公”的观念一直是我国传统社会中居于主导地位的价值取向，体现了中国古人在政治领域和社会领域中朴素的公共理性。因此一个“忠”的人，或者有“忠”的品格的人，一定是一心为“公”的。《左传·桓公二年》强调：“上思利民，忠也。”作为君主，心中思虑的是怎样让民众得到利益，这就是忠。《国语·齐语》亦说“忠信可结于百姓”。“公”体现了“忠”的内在价值，而一个人如果为了一己之私利，无论如何也是不能说成是“忠”。一心为公，就把君主和国家做了区分。忠于君主，无论如何也不能说是“一心为公”，只有忠于国家的人，才是一心为公。孟子说：“君之视臣如手足，则臣之事君如腹心；君之视臣如犬马，则臣之视君如国人；君之视臣如土芥，则臣之视君如寇仇。”（《孟子·离娄下》）臣是否忠于君，关键在于君的表现。因此，臣之“忠”或“不忠”都取决于君是否代表广大人民的利益，是否“一心为公”。君主要是能代表社稷的利益，代表国家集体利益，臣是可以死忠的；如果国君不能代表国家的利益，臣不仅不必去死忠，反而可以规谏君主的言行、匡正君主的缺失，并以此作为臣下的重要职责。如果君主不听规谏，臣甚至可以将他赶下台，《晏子春秋·问上》说：“君者择臣而使之，臣虽贱亦得择君而事之。”提出了择君而事的主张。

与上述三种含义相比，《鬼谷子》更接近于第三种，臣忠于君，不是愚忠，而是理性的、有条件的。早期的儒墨两家也认为臣忠君是有条件的。比如孔子就反对愚忠。《论语·八佾》载：“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臣事君以忠，其前提是君使臣以“礼”。如果不是这样，臣也不必忠。《墨子·兼爱下》主张“为人君必惠，为人臣必忠”，说明墨子也是这个意思。纵横家较之儒墨两家更为激进。本篇所说的“反于此，忤于彼；忤于此，反于彼”，“计谋不两忠”，都是基于个人“私心”的选择，而不是像儒墨两家那样是基于“公心”。本篇所说的“世无常贵，事无常师”，又说“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都是以是否能实现自我的目的为中心。纵横家反对愚忠是建立在实现自我利益的基础之上的，这是纵横家区别于儒墨的本质所在。

忤合术是在战国纷争的特殊背景下产生的。当时各诸侯国之间，为了各自的利益时而联合，时而又相互攻伐。在这种情况下，各诸侯国往往都是和战不定，时而为了解眼前之围与此联合，时而为了长远利益与彼联合，错综纷乱，给纵横策士实施忤合之术提供了客观环境。

《忤合》篇中所说的“世无常贵，事无常师”，为纵横策士朝秦暮楚的行为提供了理论依据。而“成于事而合于计谋，与之为主”，即以能否实现自我的目的为中心，则高扬了个性价值，体现了时代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