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人承前代遗风仍以故家大族姓望为重虽经皇室的干预利用重新修订

唐人承前代遗风，仍以故家大族姓望为重，虽经皇室的干预，利用重新修订姓氏书等手段，抬高关陇集团新兴贵族的地位，压低原来山东士族的声望，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种重视族姓的风气，一直持续到晚唐。《隋唐嘉话》卷中：“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但唐初的许多功臣，不顾皇家阻拦，仍然暗中与大

唐人承前代遗风，仍以故家大族姓望为重，虽经皇室的干预，利用重新修订姓氏书等手段，抬高关陇集团新兴贵族的地位，压低原来山东士族的声望，但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这种重视族姓的风气，一直持续到晚唐。

《隋唐嘉话》卷中：“高宗朝，以太原王、范阳卢、荥阳郑、清河博陵二崔、陇西赵郡二李等七姓，恃其族望，耻与他姓为婚，乃禁其自姻娶。于是不敢复行婚礼，密装饰其女以送夫家。”但唐初的许多功臣，不顾皇家阻拦，仍然暗中与大姓通婚，这项禁令随后也就自行消歇。《隋唐嘉话》卷中又曰：“薛中书元超谓所亲曰：‘吾不才，富贵过分，然平生有三恨：始不以进士擢第，不得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这话典型地反映了唐代士人的向慕目标，其中之一便是与高门联姻。

七姓、五姓内涵相同，因为崔姓而言清河、博陵，赵姓而言陇西、赵郡，指的是崔、赵两姓中最著名的郡望。

标榜郡望的习气起源很早。自汉代起，随着地方著姓的出现。人们逐渐重视姓氏所出，例如“关西孔子杨伯起”之后，无不自我标榜“弘农杨氏”；袁氏四世三公，其后也就自我标榜“汝南袁氏”。他们的出生之地，也就是籍贯，因在本郡享有声望，故又可称之为“郡望”，郡望和籍贯是统一的。其后由于仕宦等原因，有人迁居外地，但仍标举原来的出生之地以自炫，郡望和籍贯开始脱离；而散布各地的某姓某氏，仍然热衷于标榜其发家之地，各地家族之间则要求通过编撰族谱来进行维系，于是自魏晋南北朝起，也就兴起了所谓谱牒之学。有人专门研究一些家族的源流，记录这些家族中的本支和分支，随后也就出现了综合各家谱牒的姓氏书一类著作。

隋唐之后，世族政治渐告衰落，但因袭而成的流风余韵，却还贯穿一代终始。唐代也有谱牒之学的专家，且有著作传世。柳冲著《大唐姓族系录》二百卷，《新唐书·韦述传》曰：“述好谱学，见柳冲所撰《姓族系录》，每私写怀之，还舍则又缮录，故于百氏源派为详。乃更撰《开元谱》二十篇。”而韦述的著作，又由柳芳补足写成，《新唐书·柳冲传》中还附有柳芳论谱牒的大段文章。其后柳氏和韦氏的子孙也常从事纂辑谱牒之类的著作。

可惜这些唐人的著作大都亡佚了。敦煌石室发现姓氏书数种，内有前人定为《贞观氏族志》而今人认为当属吏部尚书高士廉等所修的《条举氏族事件》，记录的就是全国著名的郡望。由此还可窥见唐初那些世族高门的盛况。

刘知幾在《史通·邑里》中说：“且自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爰及近古，其言多伪。至于碑颂所勒，茅土定名，虚引他邦，冒为己邑。若乃称袁则饰之陈郡，言杜则系之京邑，姓卯金者咸曰彭城。氏禾女者皆云钜鹿。在诸史传，多与同风，此乃寻流俗之常谈，忘著书之旧体矣。”这一番话，对于我们研究唐代诗人的姓氏所出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韩愈像

《旧唐书》中采录了很多唐代史官的原文，叙及传主时，常标郡望，如称王维为太原祁人，高适为渤海蓨人，韩愈为昌黎人之类。又唐人称呼他人时，也常标郡望，如李华《三贤论》中提到陇西李广敬、范阳卢虚舟、颍川陈兼等，都指郡望而言。这些人并非出生或居住在这些地方。